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期货配资是什么意思?，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从生态系统的稳态维持到物种资源的存续演化，再到遗传信息的世代传递，生物多样性承载着为人类提供食物供给、水源净化、气候调节等基础生态服务功能，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文化内涵。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生态学原理与实践经验，从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质量、挖掘资源潜力三个维度，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协同路径。
保护生态环境，夯实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基础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生物多样性存续的前提，其结构与功能的稳定直接决定着生产力的可持续供给。构建科学的保护体系需从生态系统、物种与遗传资源三个层级协同推进。
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组织实施“山水”工程、“三北”工程和“双重”工程等，进一步强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立生态系统动态监测平台可以高效结合遥感技术与地面观测，实现对群落组成、景观格局等生态系统结构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功能的实时监控。以四川若尔盖湿地实景三维监测系统为例，该系统针对黄河上游退化湿地修复工程，首次将实景三维技术应用于生态修复监测，实现了对25个试点项目的实时监测、评价。
物种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需实施差异化的精准策略。对于广布种与优势种，需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开展日常监测保护，以及生态廊道建设维持种群间的基因交流，避免栖息地碎片化导致的种群衰退，同时加强公众教育以减少人为干扰。针对极小种群物种，应建立抢救性保护机制，开展植被重建、生境连通性提升，结合迁地保护和再引入技术扩大种群规模。以海南长臂猿保护为例，通过建立保护区、实施栖息地廊道建设、开展种群动态监测等综合措施，其种群数量已从最低谷的7只恢复至42只，印证了科学保护的有效性。
保护遗传资源应构建多层级全方位的保存体系。建立国家级农作物、畜禽种质资源库，系统收集地方品种与野生近缘种的遗传材料进行长期保存。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推广传统耕作制度与品种混作模式，保护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独特遗传特异性的地方品种等重要基因资源。贵州从江稻鱼鸭系统极具代表性，通过放养体型小、适应性强的本地鸭种，在70—80天共生期内有效控制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的同时保护了糯稻、鲤鱼等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改善生态质量，缓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压力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就像分子和分母的关系，要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扩大环境容量，从而减小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需通过生产方式革新、生活模式转变与生态空间拓展的多维联动实现，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绿色生产方式是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核心路径。工业领域应推行清洁生产审核制度，革新末端治理技术，升级改造循环工艺，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构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农业领域需发展生态农业体系，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等绿色技术，降低化学投入品使用量，减轻自然生境的承载负担。2014—2024年间全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性的变化，2024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降到了29.3微克/立方米，大幅度超过“十四五”PM2.5浓度下降10%的目标，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2%。
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建立环境教育体系，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学校课程、社区宣传基地建设，提升公众生态素养，引导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费、参与低碳出行等绿色消费模式的形成。自2019年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来，干垃圾清运量减少16.7%，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回收利用率达45%，间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空间。
生态扩容是通过生态修复、生态建设等，扩大生态空间，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退耕还林还草、退塘还湿、湿地生态补水等措施，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的面积与质量，增强生物栖息地功能。数据显示，湖北枝江金湖国家湿地公园修复后，鸟类由141种上升到184种，已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候鸟驿站。上海“生境花园”建设通过乡土树种应用、人工湿地建设等措施构建“公园—绿道—社区绿地”立体网络，提升了城市生物多样性和人居环境的生态韧性。
挖掘生态潜力，创新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路径
生物多样性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性，需建立生态价值市场化机制，通过科技赋能、文化传承与制度创新释放资源潜力。
生态价值产品实现是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要建立涵盖碳汇、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功能的价值核算统一标准，推动构建核算—交易体系，要推进生态产品平台和交易市场建设，扩大试点范围。生态产业发展应坚持在严格环境容量评估基础上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业态，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通过限额管理和生态解说系统建设，实现年旅游收入1.8亿元的同时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科技赋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推动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设备，实现对生物多样性动态的实时监测与预警。要创新生物技术，通过基因测序技术挖掘珍稀物种的抗逆基因，推动作物改良；利用合成生物学手段开发生物制药与生物能源，如中国甘李药业作为全球第三家、中国第一家掌握产业化生产重组胰岛素类似物技术的企业，其合成生物学技术替代传统动物胰腺提取法，保障了全球胰岛素供应，也有效降低对生物资源的依赖。
深入挖掘传统生态文化有利于深化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梳理如傣族“龙山”保护制度、哈尼族梯田等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提炼其蕴含的可持续利用理念。通过建立生态文化博物馆、非遗传承基地等载体，将传统知识融入现代保护实践。以苗族“银饰锻造”为例，其技艺中对植物染料的可持续采集方法，可转化为野生植物保护的社区参与机制。
生态补偿与损害赔偿制度也是生物资源价值利用的重要保障。要完善纵向与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流域上下游、保护区与社区的利益共享。要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生物多样性破坏的直接损失、生态修复成本、服务功能损失等赔偿范围。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开创了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先河，资金、产业、人才多元补偿的“新安江模式”已从新安江流域扩展至全国20个流域（河段），成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样板。此外，民法典实施后全国首例跨省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中，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占赔偿金额的75.96%，成为损害赔偿制度助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利实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协同，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形成合力，构建“保护—利用—增值—再保护”的良性循环，将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生物处 易志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刘海燕）
来源 |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编辑 | 张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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